我们这一代之 新加坡的代沟问题

都说是旁观者清,黄心来到新加坡以后,我常常带着她穿街走巷,边走边聊。说着说着总会对我自小生长的这个地方有更深刻的认知。因为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迥然不同;我惯性地对一切做以成本效益分析,如此的弊端我也和当初大学教过这门课的教授讨论过:把一切的东西都转换成一个经济数值作为判断的基础的话,莫不是一种金钱至上主义?他的抗议采取经济学家们经典的“可是资源是有限的,这才是高效率的”这一套路子我因而不了了之了。于是我就和心说:新加坡就是一个经典的高效率社会,没有经济效益的东西我们都不会做。保存旧店屋也是留住了外貌,内置租给对冲基金好赚钱。和小摊贩们聊天毫无经济意义是吧,于是我们就是步伐快、不为任何事而停留、就朝着赚钱的方向前进的一个社会。她就对我们的务实主义一是不解,二是不满。作为一名自小父母在广州打工时候她从小学就开始自己买菜做菜,往后一直都在重庆涪陵那座山城长大的人来说:没有了人情味,没有了快乐,人还活着干嘛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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